文化遗产以更隐蔽、更间接的方式传递，甚至不需要一步步的努力和明显的行动。
可能正是最有“文化教养”的阶层，最不需要宣传对文化的崇拜或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实践的启蒙。
《继承人》
继承人
大学生与文化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法]J.-C.帕斯隆著
邢克超译
商务印书馆年4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从大量的调查和统计入手，用全面、系统、独具特色的方法，分析了当代法国大学生的思想、行为、专业分布与其社会出身的关系，突出了后者的决定性作用，指出了它以隐蔽方式发挥的作用，构成了现行教育制度的基础，而这一制度又反过来使社会特权永久化。作者深刻揭露了法国高等教育制度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提出了自己的改进建议。
作者简介：
皮埃尔·布尔迪厄(—)，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实践理论纲要》《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再生产》《艺术的法则》《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在这些著作中，布尔迪厄借助其“习性”“资本”“场”等概念，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J.-C.帕斯隆(—)，当代法国社会学家，跨学科杂志《调查》的负责人，主要著作有:《社会学推理》《社会学词语》，与布尔迪厄合著《继承人》《再生产》等。
译者简介：
邢克超，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从事比较教育研究和法语教学工作，主要译著有:《继承人》《再生产》《遥远的目光》《这不是一只烟斗》等。
目录
告读者
第一章中选者的选择
第二章严肃游戏与游戏严肃
第三章学徒还是小巫
结论
附录Ⅰ法国的大学生――—年统计数据
附录Ⅱ几项调查结果
处于最有利地位的大学生，不仅从其出身的环境中得到了习惯、训练、能力这些直接为他们学业服务的东西，而且也从中继承了知识、技术和爱好。一种“有益的爱好”对学习产生的间接效益，并不亚于前面那些因素。除去家庭收入不同可以解释学生之间的差距以外，“自由”文化这一在大学某些专业取得成功的隐蔽条件，在不同出身的大学生之间的分配也很不平均。在熟悉文艺作品方面，文化特权十分明显，这只有经常去剧院、博物馆和音乐厅才能做到(学校不能组织或只能偶尔组织这些活动)。对那些学校内涉及更少的，一般说来距当代更近的作品来说，上述情况更为明显。
布尔迪厄
从戏剧、音乐、绘画、爵士乐或电影这几个文化领域来看，大学生的社会出身越高，他们的知识就越丰富，越广泛。在使用一件乐器、通过看演出了解戏剧、通过听音乐会了解古典音乐等方面的差异不会使人感到惊讶，这是各个阶级的文化习惯和经济条件所造成的，而不同出身的大学生在参观博物馆和对爵士乐及电影历史的了解方面的明显不同更引人注意，尽管爵士乐和电影往往被视为“大众艺术”。绘画并非一种教学的直接目标，从对古典画家的了解开始就有差异，距现代越近差异越大。不同出身大学生的电影和爵士乐知识(这方面的博学者大大少于上述神圣艺术领域)也相差很远。在认识到这一切后应当得出如下结论：文化方面的不平等，以那些不存在有组织教学的领域更为明显；文化行为受到的社会因素的制约，大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不同出身学生的艺术兴趣受到的引导也不同。无疑，产生差异的社会因素有时掩盖了它们最明显的后果。与学者文化的密切关系，给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大学生以优势。小资产阶级的严肃态度，可以使自己在这方面得到补偿。可是，引导类似行为的不同价值观，可以间接地表现在更为细微的差异之中。这一点在戏剧方面非常清楚。戏剧不同于绘画或者音乐，它既具有学校教授的文化的性质，又具有自由的、可自由得到的文化的性质。尽管文化背景不同，而且在戏剧方面受到的培养也不同，农民和中级职员的儿子，工人和高级职员的儿子，可以具有相同的古典戏剧知识。同样的知识并不一定表现出同样的态度，也不保证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在一些人身上，它们可以证明学校制度与学习的绝对权威(因为它们大部分是通过自由阅读或课内阅读，而不是通过看戏得来的)；在另一些人身上，它们至少和服从上学的绝对必要性一样，证明这些人具有一种首先来自家庭环境的文化。于是，当人们通过一次测试和检查了解一个给定时间的兴趣和知识状况的时候，就在这一点上切割了诸多不同的轨迹。
布尔迪厄(右)与帕斯隆(左)对谈
另外，对巴黎高级职员的儿子和里尔或克莱蒙费朗工人的儿子来说，丰富的古典戏剧知识具有不同的含义：前者还有先锋派甚至通俗喜剧方面的丰富知识；后者虽然也很了解古典戏剧，但对先锋派戏剧或通俗喜剧全然不知。我们明显看到，一种纯学校文化，不只是不完全的文化或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种低层次的文化。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它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意义。一些人的社会出身决定了他们只能接受学校传播的文化，而不能接受其他文化。教育揭示了这些人的学校文化实践。那么，学校在“普通教育”中所大力发扬的，不正是它作为这些人文化的学校实践而揭示的那些东西的反面吗？因此，每一种知识既应当被看作一个光彩夺目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又应当被视为整个文化旅途上的一个瞬间，曲线上的每个点都包含着曲线本身。还有一点要指出，这就是个人完成文化行为的方式赋予这些行为纯文化的性质：具有嘲弄味道的潇洒，故作风雅的简洁明了，使人态度自如或装作自如的合乎章法的自信，这些几乎总是发生在出身于上层阶级的大学生身上。在这些阶级里，上述行为方式标志着一个人属于精英之列。
在大部分情况下，特权的作用只以最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推荐或走关系、补课或辅导、掌握教学和出路方面的信息。实际上，文化遗产以更隐蔽、更间接的方式传递，甚至不需要一步步的努力和明显的行动。可能正是最有“文化教养”的阶层，最不需要宣传对文化的崇拜或有意识地进行文化实践的启蒙。在小资产阶级里，情况正好相反。大部分情况下，家长除文化方面的良好愿望外不能传递别的什么东西。有文化教养的阶级却把冗长的教诲做了精心安排，以通过暗中说服的方式使后代接受文化。正是这样，出身于巴黎资产阶级的中学生才可以表现出他们广博的文化教养。这是他们无意识地，也没有花费气力，像渗透一样，没受到家长任何压力就得到的东西。
“你去博物馆吗?”“不常去。中学不常组织去绘画馆，主要是去历史博物馆。我父母主要是带我去看戏，不常去博物馆。”“你比较喜欢哪些画家的作品?”“梵高、布拉克、毕加索、莫奈、高更、塞尚。我没有见过他们的原作，是通过在家里看书知道他们的。我有时弹钢琴。就这些。我比较喜欢听音乐，不大喜欢演奏。家里有许多巴赫、莫扎特、舒伯特、舒曼的唱片。”“你父母建议你读什么书吗?”“家里有许多书，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教授的女儿，13岁，塞夫勒国立中学四年级学生)
在自由文化领域区分大学生的这些差异，总是使人想到特权和不利的社会地位。可是，当把这些差异与教师的期望联系起来的时候，它们并不总是具有相同的意义。比如出身最低的大学生，由于没有其他途径，在阅读剧本等更为学校化的行为中，找到了补偿他们不利条件的办法。同样，如果说在电影方面的学问随特权大小而增减，特权使富有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得到了把文化习惯转移到学校以外的兴趣和闲暇时间，那么经常去电影俱乐部，这一既经济又有补偿性的近似于学校活动的实践，则似乎主要是中产阶级大学生的事。对出身于最低阶层的人来说，学校是接受文化的唯一和仅有的途径，在各级教育中都是如此。不过，如果学校不理睬、不助长在文化面前的最初不平等，如果学校不是为了那种不具平民色彩的文化而经常贬低它所传播的文化，比如抱怨学校工作过于“学校化”，并且因此而徒有便当和宽厚的外表，那么它就可能成为文化民主化的最佳途径。
来自家庭环境的一整套爱好和知识造成了大学生之间的差异，他们在学习学术文化方面只是表面上平等。实际上，使他们分化的，不是不同统计属类因不同关系和不同原因形成的差异，而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出身阶级共有的一些文化特征系统，即便他们不承认这一点。在职业计划的内容和方式方面，在服务于这一志向的学习行为的类型方面，在艺术实践的最自由的方向方面，总之，在决定一个大学生群体与其学业关系的所有方面，都表现出他们所属的阶级与整个社会、与社会成功及与文化的根本关系。经验性调查向来只能通过一个个的侧面抓住所有这些意义重大的问题，因为它所使用的指标分解了分析对象。
各种教育，尤其是文化教育(甚至科学教育)，暗含地以一整套知识、本领、特别是构成有教养阶级遗产的言谈为前提。古典中等教育是对太子进行的教育(adusumdelphini)，在中级水平传递意义。它以一整套初级水平的经验财富为基础，受家庭藏书吸引和许可进行阅读，无法选择地观看有选择的剧目，进行文化朝圣式的旅行，开展只能使已被启发的人受到启发的暗示性对话，这难道还不能说明这个特权者游戏面前的根本不平等吗？可是，每个人都得参加这一游戏，因为它以具有普遍性价值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如果说，出身于处在不利地位的阶级的儿童，经常发现上学就是学习那些人造的东西和教师的辞藻，那不正是因为对这些儿童来讲，学者式思考要先于直接经验吗？他们必须详细地学习帕特农神庙的平面图，却从不离开自己居住的省份；他们必须在整个学习期间同样被迫地，而不是真心地谈论那些他们也说不上来的东西，谈论过去人们所酷爱的间接肯定法，谈论爱好方面那些无限大和无限小的差异。反复讲传统教育排除了所教全部内容的真实性，就是回避这样一个事实：不同阶层大学生不真实的感觉十分不同。
相信如果使每个有必需“天资”的人具备了相同的经济条件就为每个人提供了接受最高教育和接触最高文化的相同机会，这只能说对障碍的分析还停留在半途当中，尚不晓得与“天资”相比(只要能把学校中的不平等归咎于其他原因，天资的存在就成了问题)，按学校标准衡量的能力，更依赖于一个阶级的文化习惯与教育制度的要求或定义教育成功的标准之间的关系。所谓的文化教育，总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从事“高贵”学业的机会。学生在选定这一方向后，就应该掌握一整套知识和技术。这些知识和技术从来不会与社会价值观完全脱节，而它们的社会价值观却往往与学生出身阶级的价值观截然相反。对农民、一般雇员和小商人的子弟来讲，掌握学校文化就是文化移入。
当事人之所以很少把学习当作放弃与背离，是因为他们应当掌握的知识被全社会高度赞赏，掌握它们就意味着进入了精英的圈子。因此，应当区分两件事情：学校传播的文化不难掌握(阶级出身越高，越觉得容易)，中产阶级掌握这一文化的愿望最强烈。尽管下层阶级通过学校得以迁升的愿望并不亚于中产阶级，但在实现它的客观条件微乎其微的时候，这一愿望就只能是虚幻和抽象的了。工人可以对2%的工人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统计全然不知，他们的行为似乎受到了对客观可能的经验性估计的客观调节，这种客观可能对本属类的每个人都是相同的。所以，正是小资产阶级这个过渡性阶级，最强烈地认可学校的价值，因为学校把社会成功的价值和文化魅力的价值混在一起，预示着能满足他的全部期望。中产阶级的成员与下层阶级的人有所不同(并且是有意有所不同)。他们对精英文化虽然也只是从远处有所了解，但他们认为此种文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证明他们在文化方面的良好愿望——接触文化的明显意图。因此，从掌握文化的难易程度和愿望这两重意义上讲，工农出身的大学生处于最不利的地位：直到最近一个时期，他们甚至还不能在家庭环境中找到吸引他们努力求学的因素。而正是这样的因素，使中产阶级通过对占有的渴望弥补了原来不占有这一不足。为了使一个儿童进入国立中学并在以后一帆风顺，必须有持续不断的成功(和教师的频频告诫)。
重复这样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因为某些人的成功往往使人忘记，是一些特殊能力和他们家庭环境的某些特殊性使他们克服了文化方面的不利因素。一些人认为，进入高等教育是一连串不中断的奇迹和努力的结果。按照极不平等的严格程度选择出来的人面前的相对平等，可以掩盖作为它的基础的不平等。
出身于中产阶级和文化教养高的阶级的大学生接触文化的方式存在着细微的差别，他们的校内学习能不能取得同样大的成功？不能排除有的教师把“优秀的”或“天才的”学生与“认真的”学生对立起来，在很多情况下不考虑其他因素，只从学生出生时就注定了的与文化关系的角度来进行判断。中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素来努力学习，并且在工作中发挥他们所处环境推崇的职业美德(如崇拜严格而艰难地完成了的工作)。很多教师在评价这些学生时，也有意识地使用对文化精英使用的标准，当这些学生进入“权威”行列从而属于“精英”时尤其如此。文化和脑力劳动的贵族形象与人们对文化的共同认识极为接近，致使它甚至影响到对精英理论最深信不疑的人，阻止他们在表面的平等之外再要求更多的东西。
通过改变标记实现的价值观的颠倒，把认真变成了认真精神，把对劳动的崇尚变成了穷苦劳动者的斤斤计较和艰苦努力，并想以此来弥补天资的不足。从以“精英”的价值体系判断小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的时候起，这一变化就开始了。就是说，按有教养、出身高的人的浅薄涉猎来衡量小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而这些人毫不费力地就掌握了知识，他们的现状和前途有保证，可以悠闲地追求风雅，敢于卖弄技巧。可是，精英文化与学校文化是如此接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儿童(农民或工人的子弟更甚)只有十分刻苦，才能掌握教给有文化教养的阶级子弟的那些东西，如风格、兴趣、才智等。这些技能和礼仪是一个阶级所固有的，因为它们就是这个阶级的文化。人们可以抓住通过辛勤劳动占有“才能”在心理悲剧和精神悲剧中制造的矛盾，这一奇迹使人成为悲剧的受害者：不就是从来没有克服对自己的选择的不愉快吗?他把这一意识体现在作品中，想以一种神话式的措施来解决他的社会悲剧。对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它同时包含着便当和便当的诱惑。如果说，社会方面的有利与不利因素都对学习过程产生着巨大影响，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对整个文化生活都产生着巨大影响，那是因为这些因素总是逐步积累的，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比如，父亲的社会地位对家庭其他成员拥有类似地位影响很大。又如，社会地位与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上中学不无联系，因为这明显地关系到知识和艺术实践方面的不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