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国语》有“西方之书”，《诗经》有“西方之人”，“《楚辞·离骚》有“朝发轫於天津兮，夕余至於西极”，《庄子·让王篇》载：“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楚辞·远游》有“凤皇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姜亮夫校注：“西皇，西方天神也。西方庚辛，其帝少皞，少皞即西皇。”宋欧阳修、范仲淹等《剑联句》：“南帝输火精，西皇降金液。”
汉以来成为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狭义专指葱岭以东而言，广义则凡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都在内。后亦泛指我国西部地区。
《汉书·西域传序》：“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馀，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西域”是一个享誉国内外的历史区域性地名，得名于西汉宣帝时期，原指西域都护府辖地，后演变为包括今新疆及其以西广大地区之名了。
尚在汉武帝时期，西汉主要开拓天山南路地区，当时虽同天山北路诸国有一定交往，但并不很多。从《史记》的诸多记载看,
据《汉书.帝纪》记载: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众人来降，西汉王朝遂“使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迎日逐，破车师，皆封列侯。这里的“西域”，是历史文献对这一地名的最初记载之一。从上可知，“西域”地名，是在中原人民和西汉王朝在开拓天山南北路广大地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一个区域性地名。至于这一地名最早出自何人之口或何人之著述，因限于资料，直至如今仍无以确断。班固在《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中记载说:神爵中，郑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乃下诏日: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拊循外蛮，宜明威信。”。郑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乌垒城..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此外，这一时期其它与“西域”地名有关的记载虽然较多，但都无碍于“西域”地名产生于西汉宣帝时期之说。
“西域”这一历史区域性地名，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若就历史上对这一.地名的使用而言，大体可分两个时段,即从西汉宣帝设西域都护府至清乾隆置伊犁将*府，“西域”为历朝历代的现存地名或现实使用地名;从清乾隆置伊犁将*府至今，“西域”变成了一个历史地名，从此将其主要用于古代边疆史地的研究。
“西域”地名所涵盖地理范围，是历史地理学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引起争议的原因主要是历史文献对“西域”地名所涵盖地理范围情况记载较为复杂造成的。这是说，从两汉至明清，历史文献记载中的“西域”地名所涵盖地理范围大体上是三种情况:一是《汉书.西域传》所说西域“本三十六国”;二是西域是西汉与东汉西域都护府辖境;三是西域为两汉西域都护府辖境与中亚、中东、南亚、南欧和中国西南等广大地区之总称。正是由于种种原因,历史文献所载“西域”地名所涵盖地域存在以上歧异情况，故有学者提出了“狭义西域”和“广义西域”之说。“西域”这一西北边疆区域性地名，在产生初期，其所涵盖地理范围是清楚的，本无含混之处。如《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从这一记载可以得知，葱岭和今伊犁地区以西、以南诸国均不属“三十六国”，故不在“西域”地名涵盖之下。显然，此“三十六国”之地，便是最初的“西域”，亦是所谓“狭义西域”了。
“狭义西域”和“广义西域”之说的出现，虽然是晚近之事，但从历史文献记载看，尚在“西域”仅为“三十六国”之际，“广义西域”的现象即已出现了。汉武帝在位时期，虽然主要开拓天山南北路，但同时也“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国”,与大宛以西、以南诸国频繁交往。从武帝后期至宣帝中期，约经半个世纪的开拓经营，原“三十六国”之西的一些国家相继归服汉朝，所以，神爵二年(前60年)，首设的西域都护府之辖区，在“三十六国”疆城基础上便扩大到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至此，“广义西域”地名的涵盖地域便更为明晰了。随着丝路贸易活动的兴盛，中原王朝同西域“三十六国”及其以西、以南地区国家交往更为频繁了，交往国家也更多了。可是，《新唐书.西域传》所载“西域”国家仅27个，现将原“三十六国”之外国家按地区予以简介:属南亚国家者为“泥婆罗”(今尼泊尔)、“天竺”(今印度)、“厨宾”’(位今巴基斯坦东北、印控克什米尔境)、“简失密”(位于今巴基斯坦北部)、“师子”(今斯里兰卡)、“大勃律”(位于今巴控克什米尔境)、“摩揭陀”(方位不详);属中亚、中东国家者为“康居”(位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宁远”(方位不详)、“吐火罗”(位于今阿富汗境)、“谢”(方位不详)、“识匿”(位于今阿富汗境)、“骨咄”(方位不详)、“波斯”(位于今伊朗境)、“拂林”(唐时为东罗马及西亚地中海沿岸、宋时为小亚细亚)、“大食”(位于今伊朗等地);而位于今西藏北部、青海西南部的“苏毗”、位于今青海东南部与四川西北部的“*项”(即弭药)亦载录于《新唐书.西域传》。以上记载表明，唐代“西域”地名所涵盖地域，既扩大到了今南欧、地中海东岸一带，又扩大到我国西南与西北部分地区。看来，这一时期“西域”地名所涵盖地域已同“三十六国”疆域相去甚远了。
《明史.西域传》所载“西域”国家、地方*权与边疆诸卫共60多个，大致分布于三大区域，即今新疆与甘肃西北;青海、四川西北与西藏;中亚、中东等。《明史●西域传》所载最远国家为“天方”(位于今沙特阿拉伯西部)、“默德那”(今沙特阿拉伯西部麦地那)等。这也是一种“广义西域”的情况。然而，这种把今甘肃西北(即嘉峪关之西)、青海省西北、四川省西北和西藏地区都扩大到“西域”地理范围的“广义西域”情况与人们传统的“西域”观念实在是大相径庭了。可是,这一“广义西域”地理范围却未包括南欧、北非与中东所有国家，而《清史稿》中尚未设《西域传》，从而可以说，在清末、民国初，“西域”地名在正史中已变成了历史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