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部的东归，在世界历史上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最为悲壮的民族迁徙”。
大约在17世纪20年代末，厄鲁特蒙古的一支土尔扈特部离开了他们久居的天山北路地区，逐步向西迁移到伏尔加河下游草原。经过多年，在年(乾隆36年)，他们忍受了巨大的牺牲，历尽艰辛终于东迁返回到祖国的怀抱。土尔扈特部为何要东迁回归祖国？我将从三个方面说说原因。
强烈的民族意识是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历史根源
为了理清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原因，必须首先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西迁至伏尔加河流域。明朝末年，厄鲁特已形成四个较大的部族，即：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和排解内部纠纷，厄鲁特四部组成联盟。这种联盟是建立在平等互助基础之上的，四部“部自为长……各统所部不相属”。
但厄鲁特四部建立的这种松散联盟，不可能克服游牧民族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牲畜的繁殖所引起的争执牧地的矛盾。因此，当准噶尔部在巴图尔浑台吉时代强大起来，“恃其强，侮诸卫拉特”时，必然引起四部之间的纠纷。土尔扈特西迁伏尔加河与和硕特移牧于青海，都发生在准噶尔部崛兴凌压诸部的时候，四部分裂的结症主要在于内部经济生活的矛盾冲突方面。
土尔扈特与中国蒙古族其他各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但当内部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到远方去。这种与本族本土离异的行动，对他们来说是被迫的，是无可奈何的。他们在西迁之前，不仅把他们要分离出去的打算通知了杜尔本·卫拉特的诺颜们，而且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还徘徊了很长时间。土尔扈特在离去时的矛盾心情，同他们回归的热切愿望有着直接的联系。
土尔扈特占据的伏尔加河下游草原当时几乎荒无人烟。他们在那里定居下来，按照自己的传统建立起行*管理机构，“置鄂拓克，设宰桑”，组成扎尔固，保持*事实力，形成了一个对沙俄保持独立的汗国。直至年彼得一世上台时，芬兰湾东岸及斯摩棱斯克等俄罗斯土地仍在异国手中，尽管土尔扈特曾攻打过阿斯特拉罕及伏尔加河的俄国城镇，沙俄当时也无力大批调兵围剿他们。不仅如此，沙俄对土尔扈特的独立状态实际上也是承认的。
但是，经过彼得一世改革，到了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俄国经济就有了很大发展，农奴制随之不断强化，对外扩张野心不断膨胀，对国内的民族压迫也日益加深。尤其是在年俄国取得北方战争的胜利之后，它的战略目标开始颐指南部。土尔扈特被其控制已势在必然，实属在劫难逃。
年，沙俄在完成了对伏尔加河下游*事控制后，强制改变那里的行*机构，使之适应其专制统治。他们不断迫使土尔扈特“凡有征调多从之”。在俄土战争中，土尔扈特一次死亡人数就达七八万人，而沙俄却仍对其“征调师旅不息”，逐步升级的民族压迫使土尔扈特部人人忧惧。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土尔扈特上下一心于年选择了回归祖国的道路。
实际上，西迁之后的土尔扈特始终主动与祖国保持着各种渠道的联系。早在年，土尔扈特汗和鄂尔勒克就曾亲返塔尔巴哈台参加蒙古王公大会，把自己置于中国蒙古族的行列之中。年，刚继位的书库尔岱青汗亲赴西藏，加强了与祖国的宗教联系。同年，他随青海厄鲁特蒙古顾实汗向清廷表贡“附名以达”。
从此，土尔扈特与清廷建立了直接的*治隶属关系。阿玉奇汗在位期间，土尔扈特的民族立场更加鲜明。他们向清廷连年“表贡不绝”，即使在走新疆入嘉峪关的贡道被堵截之时，阿玉奇也想方设法遣使绕道西伯利亚由库伦“达京师表贡方物”。年，阿玉奇在接待清廷使团时，以“跪接，北向恭请东土大皇帝万安”的清廷礼仪接旨，明确地向使臣表示：
“臣幸属中华‘蒙古’，衣帽服式略与出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
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愿望也不完全是沙俄民族压迫而产生的。他们这种愿望由来已久。和鄂尔勒克汗时期他们就想重返故土。库尔岱青汗也曾准备率部回迁。比如，年土尔扈特汗明楚克拟定过春天起程回归的计划。
从这不难发现，土尔扈特本身具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识性。尽管伏尔加河下游草原河流纵横、地旷人稀，其自然条件较之天山北路地区更加适宜发展畜牧业，可是他们却从来也没有把那里做为自己的本土。即便土尔扈特在伏尔加河流域生活了一百四十多年，然而他们的民族意识却经久不衰。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使这个事件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种意识产生的根源也就是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历史根源。
爱国意识与宗教感情是促成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根本原因
年，土尔扈特不远万里向清廷“贡驼马二百余，复携马千，乞市归化城”。土尔扈特每次表贡和入藏礼佛，清廷不仅“优给粮糗”，“颁赐茶币等物”，而且沿途准与蒙古人等交易。阿玉奇汗也曾向清廷恳求一切药物。从土尔扈特当时所地理环境分析，俄罗斯与之市易是比较方便的，可他们却还要舍近求远。这只能说明传统的民族贸易已经使他们的物质文明根深蒂固。他们生活中的一些必需品是俄罗斯市场所无法满足的。
蒙古族对汉族等其他民族在经济的这种依赖关系取决于蒙古族本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尽管蒙古族很早就产生了自己的铁匠和木匠，那些与汉地毗邻的部落也已知务农，但是这些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范围和数量，对于整个蒙古草原来说不啻于杯水车薪。对外扩张和掠夺使他们直接获得了其他民族的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尤其在元代以后，汉族高度物质文明对蒙古族的影响，使他们再也不能回到原始的生活水平上。
这种经济上的长期依赖关系，对蒙古族的影响是很广泛的。比如，年以前草原上就出现了孔子庙。元明两代又将大量儒家经典和佛经典籍译成蒙古文。汉蒙两族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很久远的。土尔扈特申明他们“较俄罗斯所习经典俱异，早有来归圣主之意”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反映。
在物质文化方面，蒙古妇女在宋辽金时期就已有用汉族丝织品装饰的习惯。土尔扈特衣帽服式略与中国相同，这都是中华各族在长期共同经济生活中形成的，这种历史发展的本身就意味着各族共同文化的调融，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土尔扈特部长期生长于国内，已经形成的民族心理无时不对他们的*治经济生活发生作用。他与沙俄*府之间的矛盾不同于俄国内一般的民族矛盾，有着许多不可调和之处。
沙俄对土尔扈特的民族压迫不仅没能使他们屈服，反而使他们的民族意识更加炽烈，以至于造就了渥巴锡这样一批生长于国外，而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的一代英豪。在艰苦卓绝的万里东归过程中，民族意识始终是激励部众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这种爱国的民族意识是促成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根本原因。
另外，他们的宗教感情同样也是民族感情的一种反映。土尔扈特笃信喇嘛教。沙俄*府为了达到奴役土尔扈特的目的，强制改宗正教，引起土尔扈特人民的反感。当土尔扈特寄居伏尔加河流域时，沙俄*府的民族压迫是他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当民族矛盾处于主要地位时，沙俄*府强制实行的改宗正教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信仰问题，它是沙俄民族压迫*策在精神世界的具体体现。
同样，对土尔扈特来说，保持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也就不单纯是一种宗教感情问题。它反映出土尔扈特人对沙俄民族压迫的抵触和坚持民族独立的气节。土尔扈特生长于中国，他们宗教感情不同于俄境内的其他异教信徒。即使沙俄*策明智，他们的民族心理在短时期内也是无法改变的。他们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与中华民族的感情。
他们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一百四十余年中，始终与清廷保持着*治上的隶属关系，与西藏保持着宗教联系，纯粹的宗教感情同他们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他们处于那种情况下，放弃本民族的宗教则无异俯首于沙俄*府的淫威；再者，保持本民族的宗教同坚持民族独立也是无法分开的。土尔扈特在反抗沙俄民族压迫的斗争中，以宗教活动做为与祖国保持联系的方式之一，用宗教信仰号召部众一致行动是毫不足怪的。
清前期国势强盛，*治稳定、民族*策得当，反过来又促成了土尔扈特的东归
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事件发生在乾隆时期不是偶然的。年，清廷虽然消灭了南明小王朝，但西南尚有三藩割据，台湾且存郑氏抗清，明末清初战乱数十年造成的经济残破景象仍历历在目。此时蒙藏各部上层领袖虽然早已向清廷称臣表贡，但中央*权在他们心目中的威信有多高，还很难说。
另外，在土尔扈特西迁后的百余年中，新疆地区始终动荡不安。准噶尔部的称霸和叛乱活动接连不断。这不仅使西北各族人民倍受涂炭，同时也构成了清前期的最大边患。西北地区的不稳定状态，对土尔特扈回归行动推迟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乾隆中期全国形势已大变。清廷不仅完成了多民族的空前统一，经济繁荣也达鼎盛。尤其在平定准噶尔及大小和卓木叛乱之后，天山南北大局稳定。厄鲁特各部编入旗制、划定牧界，出现了少有的安定景象。清廷“以武定功成，农*宜举”积极开发西北边疆，其成就为历代所不及。清前期的强盛及新疆地区升平局面的出现，为土尔扈特回归祖国创造了有利条件。试想，如果清前期每况愈下，新疆地区战乱延绵，那对土尔扈特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清前期国家统一巩固局面的出现是在以往历史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使用武力是一种必要手段，但是与清前期实行的就封建社会来说最成功的民族*策也是密切相关的。清廷对蒙藏两族施用*策的中心维护和利用喇嘛教。因此，在宗教名义下自愿归附清朝的就不仅有土尔扈特部，喀尔喀蒙古的内附在表面上也是打着宗教的旗帜。然而，如果没有民族间长期往来的历史，单纯的宗教关系是绝不会左右一个民族的归属。对于土尔扈特部，由于清廷尊重他们的宗教习惯，这就使他们在宗教名义下不断加强了与祖国的感情。土尔扈特始终坚持的进京朝贡和入藏礼佛是使他们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得以传宗接代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清廷对蒙古各部还实行联姻*策和蒙古贵族每年轮流到承德行官觐见皇帝的制度。土尔扈特通过各种渠道对国内情况都有所了解，他的使者吹扎布曾在承德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亲眼目睹了万树园的盛况。清朝民族*策对土尔扈特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图理琛使团的出使。另外，雍正年间曾有托时使团去俄，据说这个使团的部分成员也到过土尔扈特部。
再者，清廷对入藏礼佛因准噶尔叛乱被阻于内地的阿玉奇侄阿拉布珠尔的安置(封其为贝子，赐牧嘉峪关外，形成额济纳土尔扈特部)对土尔扈特后代人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比如，对于两度参加准噶尔叛乱，曾设计诱杀过清*付都统唐喀禄，后又随土尔扈特归来的舍棱，清廷采取了“断不究其前罪，务与渥巴锡等一体加恩”的方针，这是清朝民族*策在这一事件中的具体体现。成功的民族*策使清代获得丁“自斯凡蒙古之族，无不为我大清国之臣”的结果。
康雍乾三朝民族*策的延续性是比较稳定的。*治的长期稳定对于沟通土尔扈特在异乡成长起来的后代人与祖国的感情，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相映成趣的是：沙俄对土尔扈特的态度与清廷对土尔扈特的方针如此大相径庭，沙俄的*策实在相形见绌。清廷的民族*策当然是从巩固封建统治的考虑出发，但是这些*策的实施仍是以民族关系长期发展的历史为基础。满蒙两族的亲密关系对土尔扈特部就有很大影响。
一方面是沙俄*府残暴的民族压迫；另一方面是清前期国势强盛、*治稳定、民族*策得当，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历史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宗教问题实质上还是*治，它即反映出沙俄统治的黑暗、清廷*策的明智，又表现了土尔扈特的民族感情。而土尔扈特本身具有的这种民族意识才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土尔扈特的民族意识是在中华各族长期共同生活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过程不仅是土尔扈特东迁发生的历史根源，同时也是清初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基础。
总而言之，土尔扈特的祖国观念和民族意识以及清初统一繁荣局面的出现，是其回归的必然反映。
在封建时代就能发生这样的事件，应做为历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